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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般理解，美术史因缘于美术家，美术现象而产生和存在，离开了这一依附，美术史便不成其为美术史。从此竟义上，美术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担负着承载与研究美术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与问题的责任。美术史一旦作为美术史来研究，其中便会贯穿着一种或多种方法，美术史方法论的恰当与否，将关系到美术史本身研究的深浅，客观与否等诸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读史以明鉴，美术史本身能否承担得起发人启迪、引人深思的作用，则应该视为美术史本身的根本魅力之所在。
美术史自其有记载以来，便有了纪传体式，之后又出现文化史式，形式分析法，图像志，艺术意志论等方法论。美术史以其内在绵延承伴着方法论的多样呈现。
勿庸置疑，美术史本身作为一种本体存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更切合美术史本体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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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作为特定社会与时代情境的产生，其本身不可避免保持着与这一特定情境的联系。如此，从文化史角度来解答美术史中的疑问被视为一种较为普遍采用的方法，如同黑格尔主义那般认为时代精神决定了艺术的进展与变化，变化的艺术风格由此成为变化着的精神的指示物。恰如黑格尔派的人想把哥特式的优雅和宫廷贵族等同起来，把现实主义的反动和精明实际的中产阶级等同起来，确信罗可可的浮华表现了没落贵族阶级的颓废，新古典主义的严肃表现了法国大革命中获胜阶级的思想。如此，解释[explain]
一种风格不外意味着，将该种风格置于其一般的历史背景里，并证明它和当时其余的喉舌发出了一致的声音。这种解说习惯不仅要求人们把一件事与所有其他的事联系起来看，而且还要求把每一件事都看作另外某种东西的征象。研究着的美术史似乎总有一种先存之见，一种我们想要检验的初步理论。
与此相关的是艺术史所坚执的实证主义倾向。实证主义追求不偏不倚，唯事实主义的描述，这造成了研究视野的过分限定甚至重复罗列。最后成为研究状况僵死的主因。研究者为了解释一幅绘画的历史，要学会如何寻求见诸于资料或档案的证据，却常常忽略对绘画本身的阐释。
被称为“艺术史中的索绪尔”的帕诺夫斯基应被视为传统艺术史和新艺术史间的转换人物。这当藉因于其依据文献村料来阐释图像，但帕诺夫斯基本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图像志、图像学方法在应用活动中的各方面困难。首先，迷信图像与文本的绝对对应关系会造成大量误释。（二）图像被视为文件或文献的意义可以包容的。（三）由于文献化的倾向，图像学的分析就会不自觉地偏离对艺术至关重要的价值判断。（四）由于更多地只顾及与文本相关的意义（内容）的辨认、分析和阐发，意义载体的形式方面的特征就不免颇受冷落。（五）对文本的过分依赖甚至主观臆测使图像阐释有时蒙上“占星术”的污垢。
把形式置于历史的语境下加以分析研究，沃尔夫林无疑最具影响，在《文艺复兴与巴洛克》和《古典艺术》两书中，他通过对建筑、雕塑和绘画的形式探讨，演绎出一系列的概念用以描述这些时期艺术的相对风格。认为各种风格都有一种内在的变化趋向，这种变化乃是因活跃
于艺术体系里的某种自激的力量。但是沃氏模式却无法适应于其它时期。即使同一时期，难道就没有几种视觉风格并存在可能性吗？而且艺术作品从形式上孤立出来而无视其图像志或创作过程中涉及的一切社会与文化因素，是不是也过于偏狭？“或许，沃氏理论的适用性过低正与其牺牲研究对象的丰富内涵有关”。由此可见，方法在还原美术史的本身面目时的确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既能保证对美术史本体阐释的客观性，又能使得已逝的美术史本身面目得以重现，发人深思，的确是一个悖论式的难题。历史毕竟已去，史实汇载留存有限，截止雷池半步，可能就会有失之偏隅，甚至误解、歪曲之嫌。然而，观者或听者却希冀目睹或耳闻美术史真实存在的本来面貌与生机。这的确给美术史学家出了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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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布里希（E.H.Gombrich）为美术史学者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个可赞的方法--情境逻辑分析法。尽管这一理论并不见得是解决美术史问题的最佳方法，但它对20世纪美术史的研究却有着复杂性来一窥这一方法，也由此来印证贡布里希美术史方法论的魅力所在，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论对我们的美术史教学将有何助益，这也是我们更为关注的。
（一） 客观性
前文已略述及，研究美术史无疑是对美术史发展过程中出现及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的追溯。在历史面前，研究者不得不面对一种情况，即远离于原本存在的史实之外。即使研究者可以藉史料记载等方式意图恢复美术史的本真面貌，但研究者面前所能目睹到的史料是"死"而有限的，而且过分依赖史实，囿于其中可能会导致僵化教条之嫌。借用文化史或心理学等知识，又可能引来本末倒置，偏离或歪曲美术史本体的麻烦。如何既能坚持美术史本身和客观性，又能使其引人入胜，的确使得美术史家左右为难。
贡布里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当大大得益于其生前挚友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爵士。为清晰澄清这一问题，不得不在此提到波普尔爵士对科林伍德的“重新体验”理论的批驳与进一步发展。
科林伍德在他的遗著《历史的观念》[The
ldea of History]
中提出一个理论：历史知识或者历史的理解，在于历史学家对过去经历的重新体验。卡尔·波普尔在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poverty
of Historicism]、《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lts Enemies］中运用情境逻辑或情境分析的名称对科林伍德的理论作了描述，指出：“我们不得不做的是设想行动者所处的问题情境，并说明他的行为如何与为何构成了对那一情境的解决方法。”并认为运用情境分析法比重新体验法更接近真正的自然科学方法。波普尔爵士在其《历史哲学的多元取向》一文中说：
科林伍德的重新体验方法与我的情境分析法间的差异的主要意义是，科林伍德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方法，而我所主张的方法是客观主义的。但是这意味着，对科林伍德来说，对关于历史问题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进行理性批评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只能理性地批评推测或理论，它们没有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是可能把它们放在我们的自身之外，因此它们可以受到每个尤其是持有不同的理论的人的检验。与此相对照，客观主义的情境分析方法允许对我们的尝试进行批评讨论，在这个程度上，它确实远比重新体验方法更接近真正的自然科学方法。
譬如，限于史实局限，艺术家的生活情境仅仅是一种隐藏的机制，这种情境机制使艺术家有时不能保持中立，不得不偏向一方（一种表达语言或方式），由此导致了艺术家心理与作品表现追求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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